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、成事之道，是我们党的传家宝，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，多次就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发表重要讲话、作出重要指示，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调查研究、调查研究什么、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。中央八项规定第一条，就是要改进调查研究。新征程上，不断把调查研究做深做实，对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、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增强问题意识，坚持问题导向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要带头抓好调查研究，深入实际、深入群众，增强问题意识，真正把情况摸清、把问题找准、把对策提实”。问题是时代的格言，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最实际的呼声。调查研究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社会实践活动，本身就是为了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。
把情况摸清。深入实际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。开展调查研究，首要任务是掌握全面、真实、丰富、生动的第一手材料，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、来龙去脉。特别是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，杜绝先入为主思维，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，有一是一、有二是二。
把问题找准。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。找准问题需要注意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、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，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，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。实践中，找准问题还需要反复复盘，以解剖麻雀的方式，剖析正面和反面典型案例，举一反三，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识别出来，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，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。
把对策提实。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，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，看调研成果的运用。为此，应注重调研成果的转化运用，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、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，防止调查多研究少、情况多分析少，提出的对策建议大而化之、空洞抽象、不解决实际问题。对经过充分研究、比较成熟的调研成果，及时上升为决策部署，转化为具体措施；对尚未研究透彻的调研成果，应当更深入地听取意见，完善后再付诸实施；对已经形成举措、落实落地的，则应及时跟踪评估，视情况调整优化。
树立系统观念，讲求科学方法
调查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，呈现出一个完整的过程，必须坚持系统观念、讲求科学方法，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。
“身入”和“心到”相统一。“身入”是开展调查研究的前提，“心到”则是做好调查研究的关键。高质量开展调查研究，就要对群众有感情，怀着满腔的热忱、眼睛向下的决心、求知的渴望，做到现场看、当面听、直接问、用心想，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、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，满怀对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和责任担当。
现场调查和网络调查相统一。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，如走访调查、蹲点调查、典型调查、实地考察、座谈研讨等，这些方法要在新时代继续加以继承和完善。同时，也要适应信息化网络化的特点，充分利用大数据、互联网，进一步丰富调研手段、创新调研方式，运用好网络调查、统计调查、抽样调查等方式了解民意、回应关切。
调查和研究相统一。调查研究包括调查与研究两个环节。从开展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看，实践中存在调查不够的问题，也存在研究不够的问题。应当充分认识到，调查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，研究是调查的继续和深化；调查的目的是更好地进行研究，研究则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。调查之后只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，反复比较、深入研讨，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，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，才能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，提出的对策建议才能解决实际问题。
改进工作作风，力戒形式主义
中办印发的《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》在“工作要求”中提出，“要力戒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不搞作秀式、盆景式和蜻蜓点水式调研，防止走过场、不深入”。做好调查研究工作，必须改进工作作风，破除形式主义痼疾。
精准选题，不能“跟风”。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。选题是调研工作能否取得实效的基础，选题选好了就向成功迈出了一半。在精准确定调研选题上持续发力，就要用好“深、实、细、准、效”五字诀，明确意图、突出重点、直击要害，直奔问题去，弄清楚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，弄清楚基层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，聚焦工作中的堵点淤点难点，忙在点子上，谋在关键处，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。
掌握主动，不先“放风”。开展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听真话、察真情，是为了总结经验、查找问题、寻求对策。为此，必须掌握调研的主动性，带着问题开展真调研，防止“表演式”调研，将调研变成参观。可以通过“四不两直”等方式，避开“精心准备”，增加“自选动作”，深入调查一些没有做准备的地方，多研究一些尚未摸清楚的问题，力求准确、全面、透彻地了解情况，真正把情况摸透摸实。
轻车简从，不耍“威风”。放下架子、扑下身子，才能取得人民群众信任，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，听到真实的声音。应按照轻车简从、减少陪同、简化接待的要求，简化调研形式，坚持厉行节约，不搞层层陪同，不搞特殊化，不增加基层群众的负担，拜人民为师，甘当小学生，求智于民、问计于民，回归调研本真。
（作者：赵勇，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编审）
